引言
“中国”很早就凝聚了一个核心，才有不断转变与成长的依托。经历万余年的存在与变化，这一不断更新、不断扩大的复杂系统，长久以来都是其成员认同和归属的共同体。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够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其身心之所归属吗？
二年刀圭，三载疗治，长夜不寐，随时思索。作者终于认知，这一多元复杂共同体，不能仅仅由国家、族群或文化各单一角度讨论，却是看作三者的混合体。由于很早就凝聚了一个核心，才有不断转变与成长的依托：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这一共同体，经历了目前进行的全球化，应以其特征，融合各处人类，共同缔造人类共有的大同天下。
这本书谈些什么？
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作者细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本书作者通过十五个章节来详细阐述了华夏和中国的演变，解释我们究竟是谁？为什么过去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将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为什么中国历史总是分久比合，合久必分？为什么近代中国丧失了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地审视“中华”、“华夏”和“汉人”？
自序 我们究竟是谁？
“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个“天下”，它没有边界，可是周边对中央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归属。
中国的文化，其内容也很复杂，不像欧洲、南亚、中东可以通过宗教信仰界定，是某种信仰的世界。中国固然以儒家为思想主体，却同样有强大的佛教和道教影响，更别提还有许多地方性的信仰发挥作用。中国这个复杂系统没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有多元并存的空间；也没有被种姓阶级割裂的社会。因为多元并存空间，中国体系容易接纳外来新因素，也因为没有阶级割裂，容许社会流动，易于进行内在的调适。
一方面，维系“中国”这个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相互依赖。
另一方面，中国固然长期被皇权统治，但是从秦汉以来，并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一般百姓都是编户齐民；统治阶层的文官，大致言之，都是凭其知识和能力进入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并不能永远世袭。
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方言复杂，却有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它可以超越语言的区隔，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也作为超越时间的数据媒介（感叹：文字是唯一没有生命的智能），使得文化得以赓续。
以上三个因素，可能使得中国虽然广土众民，但可以确保国家内部的互相沟通，谁也不会被排斥在外，“中国人”才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中国内部区间的人口流动，使得不同的人群有混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促使文化产生了共同性，经过不断地融合，在总体相上，中国文化只有逐渐的变化，而没有突然的断裂，这才使“中国”的观念，可以长期维持。
自从满清末年的变法维新，及至今日，中国逐渐随着西方模式，将自我界定为“主权国家”；又因为欧洲近代国家定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特质，中国也不得不迁就世界潮流，界定自己为“多民族”的“主权国家”。中国的内部秩序，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徘徊于“民主vs.集权“，”个人自由vs.社会福祉“等种种抉择之间。
中国固然在变，我们也必须认知：世界也在变。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时，世界可能重组，成为人类共同归属的庞大复杂体系，不能永远停留于列国体制的不绝斗争之中。如果大家要构建一个”天下模式“的世界秩序，中国曾经尝试数千年的经验，无论成败、得失，应当都有值得参考之处。（新技术发展会出现天下模式，但和中国之前的模式是否相同，大概率是否定了，这个模式是由技术催生【技术和社会应该是交替上升？】）
本书讨论的方法，是将上述中国的复杂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政权、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这四个项目，将其作为变量，考察其共同构建、交互作用以及不断适应的动态趋衡。共同体英文”common-wealth“，意指大家在这个共同体之内，不仅互相容忍，而且互相支持、共蒙福祉。
绪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用今天社会学、人类学的名词来说，这是一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归属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国界，因为国界经常会变动。也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为族群是按照基因区分的，属于生物学上的判断。
从语言到价值观各项，也经常在变动。人群于人群之间会相互学习，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谈的工具（语言、文字），两代人之间都未必一样，何况长期的演变更极有可能使得这些因素累积、转变，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体系。
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治必须依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所统治之下地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作者从为何今天的黄河流域中游出现一个核心，以及夏商周的连续融合如何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接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两阶段的演化，将这一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堪称为其本部。
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东汉以后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主流族群转移与南方。这以调整过程经过上百年，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开启了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出现了强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兰文化。在面对西、北两方压力，中国收缩到这一共同体的本部。宋代中国虽然仍然以“天下”自居，其实已经缩小为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
辽、金、元与最后的满清，几度出现的征服王朝，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夹在蒙古和满清之间，虽是汉人王朝，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社会/文化三环互相制衡地结构。
欧洲人由少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亚洲人有少数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后者留在中国“汉人”血统的基因比例不到0.2%。
人类在各地的分散演化，不仅是在体质方面，更显著的应当是在于他们为了适应各种的自然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文化特色。这些特色，构成了另外一种认同和归属的条件。 现代人类起源和迁移示意图
今日，我们要考察的课题正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丧失了过去的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本书地主题：中华、华夏和汉人？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改变。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减四周邻居的敌意。
1.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在南方，今天湖南、江西地区，那时候湖泊非常密集，几乎类似内海。在湖边沼泽地带，东方的人类第一次耕作水稻。从九千年前开始，大概经过了一两千年，水稻耕作的技术已经扩散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南边沿海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有村落、水井、船只，他们已经充分知道怎样利用水资源作为为生之用。在北面，种植稻米的文化也扩散到汉水流域，甚至于汉水上游的汉中也已经有水稻耕作。在中国长江下游一带，今天所谓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发展了以湖熟文化为典型的许多水稻种植的村落。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考古学家根据中国家牛的骨骼化石重建了东亚黄牛的谱系，他们研究显示：离现在一万年前左右，黄牛第一次被驯养为家畜。这一份数据指出，除了耕种以外，牧养文化也出现了。牧养动物可以作为食物，食物来源从采集渔猎转变为人类自己可以控制食物生产。才经过两千年左右，牛羊就普遍成为中国北方的常用食物。
也是七八千年前左右，在太行山东边延伸到渤海冲积平原的山坡地，人类发展了粟（小米）种植。很快，它就扩散到四处，在中纬度的中国北方，耕作小米成为最普遍的农业活动。
这三种生存方式构成了三种形态的文化。
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生产形态，决定了这一人群的基本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作认同的文化基因。
具有相当规模的生活共同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发展出一些仪式性和宗教性的事物。在东北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就有大型的酋长墓葬和祭坛。在南方浙江的良渚[zhu]文化，有许多人造的土山。山上有祭坛，山边有统治阶层的墓葬。东海岸的山东半岛，在离现在五六千年左右，也出现了内涵非常丰富的大汶口文化。
前面所说的新石器文化前期几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发展壮大后必然对周围邻居产生一定的吸引力，甚至控制力。于是，这个大的文化体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归属和认同感，将一个地区的人类集合为某种特定的民族。这种发展过程，会抹去原来不同族群间的各处差异，而使他们自认为同类。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传说也许可以理解为浓缩的集体记忆。例如，所谓五帝时代的族群斗争，是中国古代传说的重要事件。“五帝”包括了炎帝、皇帝、太昊、少昊和颛顼[zhuan xu]。
相应于寒冷时代的来临，距今大约四千年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朝代——夏后世的夏代。那时，前面所说的红山、大汶口、良渚几个文化都忽然衰退。在东方海岸，本来辉煌的文化有如此巨大的退化，似乎就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海岸线改变致使生产力减低，不能继续维持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精英阶层的文化水平。（启发：气候时最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
2.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在黄河沿岸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文化，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显示出稳定发展的潜力：从今天关中地带的半坡文化开始，此后一直延伸到今天郑州附近，沿着黄河中游向两岸扩展。究其原因，还得归结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这系列的区域文化，都显示采集和狩猎逐渐减弱，社会稳步走向农业文明的特征。
这些黄河边上的农人，老老实实地耕种土地，取得足够维生地资源；他们聚族而居，发展为一连串地村落。在沿海区域文化衰落的时候，稳定的黄河地带却是一枝独秀。
各处移入的族群带来老家原居地的文化因素，丰富了新居地区的文化内容。于是，在黄河中游的文化，可以找到东、南两面文化成分，它们都融入“中原”。
考古学家认为，那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这一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从两河流域引进的麦类作物）
考古学家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运城的平原，这一族群共同体占有的地方不小。这一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从夏代开始商、周，这三个复杂共同体的连续发展都以这个地区作为基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从“中原”这两个字就可以意识到，从那时以后，这一片平原就是中国的中心。
根据传统的年历，夏后氏曾经享祚将近二百年。即使中间有过中断，这个霸权的延续也足够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核心地区出现的第一阶段。
在古代气候寒冷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距今三千千八百年的时代，商人代替了夏侯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他们大概也是崇拜高天，而且有玄鸟生商的传说，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
商王国频繁迁都，他们迁都的方向是逐渐向西移的，也就是说逐渐搬到中原的中段。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可以顾及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近陕西的关中，间接联系到西去中亚的通道。
商王国疆域已经超越了黄河中游，代表了后世“中原”观念的范围。
从殷商后期首都安阳的遗址中，考古学家找到大量文字记载。这些称为”卜辞“的文字，已是字形、语法都很成熟的书写系统。至今，我们还没有在别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中找到更早的复杂书写系统。仅仅这一成就，就使商人拥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
后来，西周的力量强大到足够威胁商人。最终代替殷商成为当时中国的领主。周人之所以能够接续商人成为中原之主，也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商人拥有的文化资源。
周人除了”大邑商“的观念之位，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观念，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于是，周人把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luo]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齿。
周封建的诸国都有都邑，居住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文化的高低，只是有不同权利和义务以稍加区别。因此，周人的封建系统等于编织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并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姻，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中原”先四周扩撒，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中国古代的这一格局和欧洲相比有很大不同：在欧洲，一批又一批新进入族群，凌驾在当地人之上成为“贵种”，没有融合各种族群的机制，致使族群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另独一真神的信仰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更使得族群之间的冲突至今不能消减。（启发：地理形态、位置造成欧洲和中国的发展区别，中国地理位置是其稳定发展的前提）
3.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
《孟子·滕文公上》认为：华夏文化应是那些外族学习的表率，夷人接受了夏文化，夷即被认为是夏人；反之，夏人不该同化于夷人的文化。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之分，开启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人傲慢的世界观。
“华”是华美，“夏”是伟大——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就是“华夏”，这乃是当时中原自以为是优越文化的宣传。
儒家典籍《春秋》就是以“内诸侯”和“外夷狄”作为褒贬的标准以及区分我者和他者的界线。
“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因此，这一段时期的扰扰攘攘，竟是在无秩序之中孕育了中国特有的天下秩序观。当然，这一套观念的真正落地，还是在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直到那时，这一套观念才根深蒂固地演化为中国人的世界观。
秦国能够崛起为如此强国，在于他们很容易就取得了西边的陇西和北边的河套地区，那些地区盛产战马和兵源。关中向南可以进入四川盆地的西半边，秦人很早就将蜀地据为己有，拥有铁矿和盐矿两大资源。（启发：秦的崛起和强大是以资源为基础的）
历史发展具体的结果则是：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华夏的中国收纳了许多边缘的他者；实质上，竟符合了前面所说的，将”内诸夏“演变成为没有边界的天下中国。
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在这一个乱世里，中国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终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也落实了诸夏中国的演变历程。
这个时期不少社会的上层人物作为斗争的失败者，却下降到社会的底层。相对而言，原居社会上层的精英下降到下层，从而提升了社会下层的质量，他们具有下层前所未有的动能，社会整体遂拥有发展的能力和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开展与进步。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例如孔子，孟子，都是没落的旧贵族或其子孙。
多功能的都市不同于封君的城邑，它们足以维持许多流动人口的互动和流转。这些都市人群，不再归属、认同于过去的族群，亦即那些以”姓”为标志的类血缘共同体。他们甚至不必认同为某一个国家，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寄居于都市，或者流转于各地。姓作为“nation”的古义不见了，个人只有以“人”作为基本的身份。
春秋时代，“人民”和“百姓”并不是同义词，战后以后，这两个名词却已混用不分。这一转变，可以理解为个人对“中国”“华夏”大共同体的认同，也是对“人”当作最大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于归属。
经过五六百年的巨大变化，中国和中国人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人”开始具有自己独自寻找的意义。这一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代。
4.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秦汉两大帝国的体制，奠定了“中国”与“天下”两个观念的内涵。
“天下”是普天之下，“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地区——这一个“中国”，却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中原”。
五铢钱的币值和信用长期稳定，甚至汉代亡了，魏晋以后，五铢钱还是一种很受重视的有价媒介。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长期维持稳定的信用，必定对国家的凝聚产生重要的影响。
汉代以农舍手工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地区特产的交流依赖于秦代已经开拓、汉代继续发展的全国交通网。在这一道路网上，都邑城市扮演的角色乃是各级货品聚散的交换中心，而不一定是生产基地。这一现象，也使得帝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使政治与经济彼此辅翼，发挥了强大的凝固力。
中国历史上，这一全国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正是由于经济的互依，创造了国家复合的契机。
定期察举，等于将全国人不断地周转，不使任何地方独占权力，也使全国的信息因为人才流动而流转，全国的政策不至于有地方性的偏差。前文曾经提过，以农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将全国组织为庞大的经济网络，地区之间自然有物质的流转。察举制度则是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才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这两个网络，彼此相辅相成，幅员广大的帝国，因此可以凝聚为整体。
经过二百年的演变，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终于转化为坚实的皇朝体制，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网，将广大的中国融合为一体。再加上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
儒家——尤其今文学派——主张选贤与能、为社会服务，也主张天子承受天命，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一姓一家永远统治。这一套意识形态，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
西汉的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之间，具有如此微妙的关系，既可能有一时的冲突，也可以形成长期的稳定。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西汉以后，常常是庞大帝国能够维持不散的重要因素。
5.秦汉时代的扩张
政治力量的渗透到达了底层；经济力量将全国纳入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中；而在文化发展方面，经过共同使用一套文字系统，以及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建构起具有一定水平的价值观念。这三重凝聚，是中国不仅在内部逐渐聚合为坚实的共同体，而对外也具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和吸引力。
中国通西域，是为了断绝匈奴的“右臂”。经过张骞、班超等人在西汉前后的努力，开拓了中国与西域之间的通道。由河西走廊延伸到天山南北路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外的长程贸易路线。经过丝绸之路，中国取得了许多新的事物：“天马”（伊犁马）、葡萄、西瓜、胡椒和后来成为主粮之一的麦类。
中国商贩和移民移入，以其强大的文化力和经济力，逐渐同化了当地的原居民，终于在原居民地区设立了新的地方行政单位。汉廷政权发展的形态大致是：沿着水路的河谷和陆路的山垭，再从大河河谷延伸到支流，溯流而上进入更深的山地。如此一步一步，中国的行政权和经济、文化力填补主道以外地区的空间，这些地区被收入中国政令和文化的涵盖区域内。
以上讨论都是中国如何扩充自己的疆域达于四方。有三个地区，也是再这个时期大量地接受中国文化，也接受中国的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现象值得探讨。越南、朝鲜半岛、日本，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从中国本部进入这些地区，都要经过海路。固然越南和朝鲜与中国陆上连接，但最初自中国进入都是通过海路。海路交通没有可寻的主干道和分支道（秦汉帝国的交通路线如此编制），只是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乃是跳跃式的连接，不同于陆路的交通，后者能够编织为持续存在的道路网，网络新的地区于中国的版图内。这种扩展方式区别于罗马帝国（罗马各方面扩展，三分之二是经过海路）。虽然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真正的大路只有三条，都要经过意大利半岛的根部。（后续得好好看看世界史的这段内容）
6.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
经过东汉的继续演化，如此庞大的帝国居然崩溃，形成三国魏晋的局面，然后进入长期“五胡乱华”的南北朝。这一段四百年的分裂期间，中国经历了衰变和重整；分裂结束，隋唐统一，中国又成为了天下国家。
西汉统一天下，从董仲舒的宇宙论开始，吸收了五行轮替的观念，将君主天命经常该换看作常态，不由一姓一朝永远继承。
儒家今文学派“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让他们不畏帝王的权威，坚持天下不是一姓一家独有，君权是为天下而存在的。
汉代的文官制度，原来的设计是以丞相为百官之首，全国的政务是由丞相负起全部责任。用今天的术语说，皇帝代表的是政权，文官系统代表的是治权，二者彼此制衡，颇有今日内阁制的精神。
东汉时代君权强大，内廷的尚书——亦即皇帝的秘书处——替代外廷总持政务，文官系统不再独立。从此以后，中国两千年来，不再出现真正有独立性的文官体系足以抗衡皇权。后世每一个朝代，制度上都有过独立的文官系统，实质上都是君主在“内廷”秘书班子的辅助下，实行专制的统治。
在东汉，实质上不再独立的文官体系内，儒家的理论精神已经无法落实，更无从匡正皇权。凡此改变，都使东汉的政府脱离西汉原初设计，难以具有限制皇权的力量。文官体系为皇权服务，官员们也就只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难得再有人坚持儒家理想。察举制度也发生了扭曲。地方豪族崛起，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官僚阶级，成为实质的贵族。前所提到的人才流转和讯息的流转，乃是汉帝国制度的重要特色。经过如此的演化，这个由大族垄断的文官系统，不再能够反映地方的意见，也不再能够容纳各处的贤才。那么导致的就是东汉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成为常事。（启发：制度变化的熵增原理）
正因为地方已经长期由豪族们据有，一旦中央发生权力真空，全国分崩离析在所难免。西汉帝国的结构特色是上下平衡、基础厚实。东汉逐渐丧失了这一特色，栋折梁摧，也就站不稳了。
中国北方，五胡分别立国，以至于北魏统一了北方，汉人都以地方的豪族为中心据守坞堡，村落连接，保乡自卫，维持半独立的局面。凡此，都是以人群为主，不同于汉朝时以地方社会为主。汉亡以后，国家机制不足，上述各种族群内部的秩序，不得不仰仗法律以外的伦理与习惯，维持内部安定。（启发：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这个时候制度高度相关）
儒家的祖宗崇拜，行之于制度，就是慎终追远：这是从对生命的关注发展而来的信仰。道家的自然崇拜，则是对于各种自然力的崇敬。
儒道两者都是古老的信仰，前者有一些知道祭祀制度的祝宗，后者有一些作为人间与自然力媒介的巫觋[xi 男巫师]，两者都没有完整的神学系统，也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撑起信仰的具体组织。儒道二家的“道”，也都不具有任何独占性，不会排斥其他信仰。（启发：个人感觉是干啥都不认真，落下了搞不清心法和方法的臭毛病，西方的思想是做什么都要穷理和制定规则）
由于整个中国地区并不统一，国家支持的货币无法流通，以至于必须依赖实物交换，方能又区间的流通互济。于是，经济呈现“自然经济”的状态，至隋唐统一，才逐渐回到货币经济。自然经济有其局限性，然而，这种经济状态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各地都还能够维持一定的城市化，使城镇作为物产集散中心——凡此，正说明了，中国各区之间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中国的道路网以及网上的经济交流，使分散的中国终于没有完全破裂成欧洲一样的许多版块。等到情况有所改变，中国会再次统一。（这个说法还有待好好吸收知识，加以思考，关键是欧洲也是经济交流，也有道路网络，可以进一步了解欧洲的整体地理、地貌特征，以及生产工具和资源等，比如中国适合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需要稳定和交换网络，这就决定社会组织必须如此运作，反观欧洲从生产工具和资源上可能不是这种方式）
后世隋唐的皇室，就是北周六镇（北魏在东北边疆上的驻防部队）将领的后代。（隋唐时期统治阶层已经不是纯中原汉人，是胡汉混血，这也好理解唐朝的文化）
7.隋唐的天下国家
隋唐的政治结构基本上建立在胡、汉大家族的支持上，然后加上一些南朝发展而来的文官系统。唐代的世族政治，至少从高祖、太宗维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政权开始吸纳不在世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为，武则天开始科举制度，整体地改变了唐代的政治特性。（也好理解，她得需要更多原来体系外的人才支持她）其实，即使在武则天以后，科举出身的进士还是以大族的子弟较多。（那有那么容易一下就转变，需要渐进的过程，你总得让那些穷学子们有个学习的过程吧）
唐代科举并没有制度化，权贵的赏识、人情的关说以及候选人本书的声名，都足以将进士候选人送入文官系统。无论是世族子弟还是进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学问，都未必是担任文官的条件。唐代文官整体的素质，确实是不如汉代察举所得的贤才。到了唐末，世族力量的衰弱，并不是由于科举进士的抬头，毋宁说武人参政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大。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没有文官体制；隋唐的文官系统是从南朝继承而来。南方六朝的许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简，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继承南朝传统，在文官制度上是非常混乱。
唐中叶以后的政府官员，较之唐初，增加人数可能不下十倍。这样的体制，运作不会很流畅，中央的号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层次有效执行。
唐代规划了若干“道”，这种安排与汉代的州表达了不同的观念。“州”是空间控制，“道”是线形的开展。在唐代“道”的职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将各地的资源（税收的粮食、丝织品等），经过该道的运转使，转输中央或指定的地区。“道”的体制，实质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网络。这些“道”的名词到今天还存在于中国的省名，例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湖北等。宋代只是将“道”改成“路”，其规划还是延续唐代的诸道。
唐代对于处理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如唐太宗与突厥会盟时，被奉为“天可汗”。自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其实也就是继承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
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有极大的弹性。
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胡人归属中国，乃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
深受胡化的唐代，在文化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饮食起居乃是总结了南北朝时候的汉、胡分野，整合为新的方式。南朝以前，汉人的居住方式是以席铺地、凭案而坐，北方则有所谓“胡床”（折叠椅）和地毯。服装方面，汉服是宽袍大袖、斜襟束带，唐代则从胡服演变成为窄袖、瘦腰、翻领、着靴，外面再披上一件长衣。女子服装更是多姿多彩，很像今天的洋装，暴露部分远比汉装为多。饮食方面，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都是常用饮品；肉类也比汉代为多，北方也出现鱼虾上桌。今日食物，尤其香料带“胡”字的，例如胡椒，都是从外面引入。休闲的音乐舞蹈更是高度胡化，在中国传统的萧、笛、钟、鼓的基础上，加了许多弦乐器，例如箜篌、琵琶、胡琴等。旋转活泼的胡舞，不论男女都很喜爱。印度的数学和医学，中亚的天文学，都纳入中国文化的系统之内。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佛教移植于中国，可说是接枝成长，薇成繁林。尤其净土宗和禅宗，都在唐代成长为重要的宗派。
中国皇朝，向来以汉、唐为最重要的时代。假如借用佛家“成、住、坏、空”的说法：汉代时充实华夏，完成“中国”本体的“成”；唐代则是取精用宏、开展性的“大成”。人类历史上，许多地区都有过“盛世”，往往在极盛巅峰开始下降。安史之乱后唐代逐渐过了升降交点。随之也进入“住”的阶段：巅峰在此，下坡也在此开始。
8.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
中国传统的王朝叙事只以宋代作为中国的朝代，而将辽、金和西夏放在中国的历史圈外。如果只是以宋作为中国史的全体，其实并不完整。宋饿疆域也并没有涵盖汉唐的全部疆域。如果只以宋代表中国，那么，宋所处的情况是列国制度，不是一统天下。
安史之乱这几十年的扰攘，关陇、河北之间兵戈不断，城市破坏，百姓流散，中原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因此完全转向南方。这一地区的人口成分，也有相当彻底的变化——东北、西北和北方的各种胡人都留下了他们的基因，和当地的汉人混合，形成后来华北的族群。
吐蕃曾经掠取大批的汉人，驱赶入蕃，来补充人口的不足，今天的西藏人口因此已经有相当大的汉人基因在内。
开国之时，宋太祖担忧大将拥兵自重，于是杯酒释兵权，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机。宋国因此重文轻武，武备不振。宋周边能够养马的地方都已经属于契丹或西夏，那个时代，没有马匹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力。
辽与西夏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书写文字，借用汉字部首来书写拼音文字。辽（契丹文）还有大字、小字两种文字，各有特定用途。
南北相比只是宋国的都市化比北方国家高出一筹。毕竟北方两个国家还是一半以牧养为生，一半才是农耕和城居；而宋国完全是精耕农业，配合市场经济和区间贸易，构成一个绵密的商品经济的交换网络。（这里说市场经济也不知道使用是否合适，中国古代有市场经济吗？市场经济是如何定义的，需要深入学习）
北宋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却是逐渐走向“内圣”修己的方法，不太注意“外王”济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论和知识论。
经过靖康之变，国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宋代学者痛定思痛，开始注意到人间的秩序。朱子之学，特别注意人间的伦理，将一切人事都放在伦常的规范之内。朱子在世时，朱学并没有成为显学，可是跟着时代的需要，朱学很快就成为儒家的正统。
两宋学者组织的儒学，可以说是汉代以来规模宏大、海纳百川的文化传承，此时结晶而成的一套严整的思想体系。结晶化后坚实无比，可是从此失去弹性。儒家经过两宋的锤炼，使中国文化思想成分，有一个明显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从此拘束中国文化，失去了吸收外来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学化，既有其时代的需要，也有其长久的影响。是功是过，将是我们不断辩论的课题。
今天我们习惯考试模式，都会理解在这种考试制度下，记诵而不是发挥，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经过考试的磨炼，学生们往往失去了自动自发地学习精神。（启发：考试本身逐渐就变成考试的这种形式）
既然考试的知识范围需要根据当时官方认定的理论来确定，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当然也就受这一套理论的熏染，难以又自己的意见。这一套官订的学问就约束了一代的思想。儒学本身的权威，却从此成为中国思想不可撼动的力量。
自汉代董仲舒以后，曾经又想将儒学定于一尊的愿望，但这一个愿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这一个结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宁是灾害大于贡献。
在每个县级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号称耕读传家，若干家族即可结合成为地方上的主要稳定力量，他们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见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确定了中古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以至于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变。（启发：农耕文化+儒家思想控制下的形态）
在宋代四周同时存在几个政权体制，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时所谓“汉人”。
中国的发展，与这两个地方（天主教、伊斯兰教地区的政教关系）的发展有其类似处，即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启发：因为那是高维打击低维，根本都不在一个文明层次上）
9.金、元时代的外族征服
蒙古和满清，两次征服中国全部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最沉重之影响，应当是完全倚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于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及”天命“应建立在”民视“、”民听“基础之上的相对性，经过上述全盘暴力镇压的残酷现实，竟从此再不能支持百姓对绝对皇权的抵抗。
现在的万里长城，许多人以为，这个长城就是秦始皇时代建立的边塞，其实，明长城划下的边界线，比较秦汉的边界，更向南收缩。
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经各地几乎都有中国人社区。他们不是在明代才开始迁移，那些早期的移民，可能是在元代就纷纷移入广大的海洋地区。
北宋总人口最多时，加上契丹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一亿；明代具有的中国人口在开国时大约只有六七千万——总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经过辽、金、元三个时代，中国北方遭受了至少有三次战乱，逼迫许多中原和北方的人口逐步移向南方。南宋人口只有七八千万，北方则不过二三千万而已——南北人口数量的差异，从此不再逆转。
蒙元时代，许多儒生转入基层。将知识转入民间实用的实践，相当程度消除了精英和庶民之间的距离；可是，宋代曾经成绩相当可观的医学和数学，却也因此转向实用，失去了纯学术性的进步机会。
蒙元与满清的绝对皇权，其暴力性格，超迈过去的征服皇朝。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传统皇朝的皇权再也不能受到文官体系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制衡。
10.明代：专制皇权（上）
朱明新皇朝不是个外来者，应当再这方面有所改变。然而，我们从各方面看，朱明皇权的绝对性，确实和蒙古皇朝相差不远。相对于宋代，朱明皇朝的暴力统治可以说完全属于另类。
朱明恢复封建制度，分封皇子、皇孙于全国各处。封建制度和卫所设计，可说是朱明皇室以暴力来控制全国的机制。
朱明建国以后，至少有两代政府不断迁徙人口，迁徙次数有十余次之多。这种大规模而又频繁的人口移动，其实是在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潜在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
制度方面，太祖在大杀功臣后，废除丞相，自己直接主持中央政务。明代文官系统只是皇权的统治工具，没有可以抗衡君权的力量。皇权依仗特务组织和内廷宦官作为爪牙，其势力之大，不是中国历来皇朝可以相比的。宦官专政在汉、唐都曾有过，但是却不常见宦官无所不在地监督文官。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的中央文官，其高阶者可以和皇帝坐下谈话；唐代的朝廷上也有文官的座位；即使宋代，宰辅必须站着奏对，君臣之间有一定的互相礼敬。明代这种皇权不测之威，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廷杖的立威，再加上特务组织和宦官依附在皇权上作威作福。明代的政府体系面对皇权，完全不能彼此制衡。
儒家本身有抗议政权的独立系统，明太祖认为不符合绝对皇权的需求，所以明代的考试删除了儒家学说中一切于政权抗衡的部分。这种考试方法的结果，当然是儒生长期接受洗脑教育，儒家思想沦落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
相对言之，蒙元是征服者，以武力压制中国人，乃是弱肉强食难免的想想。朱明以驱逐胡人为口号，应以同胞对待中国百姓。可是，太祖杀伐立威，又将专制极权制度化，有明一代始终未曾改革。更可悲者，满清入主中原，沿袭明代制度，再加上征服王朝的武力镇压，于是中国人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这一长时期的压迫，斲[zhuó 古同斫]丧中国人的自由，扭曲中国人的人权，对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伤害，至深至巨。
11.明代：专制皇权（下）
思想方面，王阳明学派兴起，着重心性自由，一矫朱学对人际伦理的坚持。（启发：什么社会形态诞生什么思想）
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的统治，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到了满清时，这一遗毒被另一征服王朝继承，中国沦为征服之地。八百年来，连续不断的集权专制，以及闭塞的形势，使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当近代的世界正在迈入现代时，中国落后了八百年！
12.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上）
在称帝以前，领袖是满洲部众的家长，也是主人，这种双重身份——君权和家长权——在满清时代延续不变。从另一个角度看，亲王们仍旧与皇帝共享满洲的统治权，亲王议政的制度到皇太极以后才逐渐改变。然而，每一代君主身边还是有辅助皇帝的亲王。在雍正时代，军机处成立，作为皇帝的统治中心。军机处中通常有亲王辅助，也有亲王分管重要的部级单位。如此安排，正说明了满清的皇权既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也是满清全众以家族式的形态来辅助和共享皇帝的权力。
内廷的决策直接交付政府六部和相关单位遵旨执行，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汉代的廷议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两代都不见了。
中国文化传统里，以儒家理想平衡国家暴力，无非依靠一批不为权势屈服、不受利禄收买的”士“，来撑持文化的良心。经过蒙元、朱明、满清三个暴力政治的持续，社会精英渐渐消沉，文化活力也随之衰没。
满清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了文化的精英，他们已经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在太平天国以后，平乱的湘军、淮军俨然是全国唯一可以作战的部队。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人不知道世界正在面临大变，然而，湘军的领袖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以武力来要挟政府进行改革，号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竟无法放下自己的君臣伦理观念（说白一点，另一形态的主奴关系）
八国联军之役，帝后出亡，国将不国，封疆大吏也无人敢接出光绪进行改革。清朝晚年，革命风气大盛，真正参加革命的人物，很少是”文化精英“中人，孙中山即是出身中国社会边缘的人物，他初期发动革命的力量，也始终不能离开会党那些边缘性的组织。由此可见，威胁、利诱两个手段相比，自古以来，利诱的功效往往比威胁更大。
13.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下）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
文化的闭关，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时开始。到了清末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时，从元明以来到清初的西方影响，都已经湮没不彰。不仅文化闭关，实际上所谓”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沉。
明末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海船制造技术，自从满清接收台湾以后，中国再也不能制造远洋的大船，其技术也停滞下来。凡此现象，都显示满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从来没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扩展和发展——这也许真的是结束的开始。
由于人口增长而经济体扩大，乃是满清时代中国经济的特色，从人口与生产力的比例而论，生产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质量其实没有改善。
中国在皇权体制下，结合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精耕细作的农业/市场经济，有过两千年之久的不断调节、不断成长的过程，蔚为世界主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之一。明、清二代，竟见到古道、瘦马、西风、残照的晚景。
14.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上）
15.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下）
宋代立国的时候就重文轻武，而且因为缺乏马匹，根本无法与北方的外敌对抗，因此，宋代政权并不是建立在以武力为基础的统治上。
宋代的复杂系统中，社会、文化两项变量套叠非常紧密。中唐以前，社会力量最强大的全国性世家大族已经被地方性的宗族代替了。宋代科举选拔的士大夫，就是这些地方宗族的综合体，而宋代发展的道学、理学，为儒家文化体系建立了无上的权威，这些士大夫也正是儒家理念的代言人。于是，在宋代复杂体系之中，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合一的。
历经万年的存在（being）与变化（becoming），这一不断更新、不断扩大的复杂系统，长久以来都是其成员认同和归属的共同体（common-wealth）。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够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其身心之所归属吗？这一问号的答案如果是正面的，那么中国这一系统的若干理念，将可提供改造现代文明的参考因素；如果是负面的答案，目前正在衰老的现代文明，岂非再难有更新的机会了？！（此处感叹作者也太……）
注：本书出版时间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