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了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这本书谈些什么？
本书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作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论述了中国市场体制改革前的艰难探索和痛苦历程；第二论述了中国如何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第三论述了未来中国经济将会从单一市场经济转换到多元市场经济发展。
作者细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本书作者通过6个章节来详细阐述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1、毛时代的中国
作者在该章节论述中摘录关键点：1）在一次批斗会上，刘少奇高举一本共和国宪法，试图保护自己，但无济于事。在一群已经丧失理性和判断力，一心消灭社会主义任何敌人的红卫兵面前，刘少奇的反抗苍白无力（启发：人是很容易陷入乌合之众，关键看条件；人类基因中有残暴、无情的成分）；
2）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他们在欢庆战争结束、喜迎军队进驻北京的同时，自身产生了一种自卑而羞愧的复杂心情。面对他们的解放者，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没能参加解放祖国和投身革命战争而感到无能和内疚。抱着这样的愧疚心态，许多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战后重建中。这导致他们过于急切地接受或迁就新政府，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力；
3）大跃进的悲剧说明了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认知和态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只有在有任何人或机构全知全能、通晓一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哈耶克曾经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其中的深奥含义还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
4）截图内容：
2、中国在转折年代
作者在该章节论述中摘录关键点：1）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就不断重申将党内民主纳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当时他实际上更倾向于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而不希望看到多党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多个政党以民主的方式争夺正全几乎没有先例；
2）与毛不同，邓小平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是保全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在当工人的日子里，他发现饥饿和贫困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3）如今，中国政府坚持实用主义路线，愿意将一切置于实践的检验之下，并且努力尝试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
3、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作者在该章节论述中摘录关键点：1）人们很容易过度解读这一分水岭事件，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是注定的。但归根结底，中国市场转型的伟大成就并不是此次会议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早在1956年，顾准便强调，市场和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或个人在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孙冶方看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大弊病不是毛所认为的权力过度集中，也不是其批评者所认为的权力分散，而是国营企业缺乏自主权；
2）中国访问团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意识到放弃行政分全而走企业自治的路子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效和活力，给访问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国营企业长久以来一直受两方面因素的强烈制约，其一去也缺乏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其二是支离破碎的产业结构；
4）1980年末，为了确保企业管理者拥有切实的自主权，并对其职责进行详细划分，经营承包责任制度被引入改革；
5）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即农业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展开的；
6）1980年北京放松包产到户禁令之前，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悄悄地先政策而行。万里大力推举的安徽小岗村在保护包产到户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产到户无疑要比集体耕种更为优越。实用主义最终占了上风，不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一条国策；
7）在技术革新层面，一种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会让过时的技术黯然失色，甚至将其挤出历史舞台。而制度的转变则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制度是多层面的，由于太过复杂，任何单一的维度都不足以衡量其优劣。因此，一般而言，保证制度的多元化是更为可取的方式；
8）组织的多样化—包括它们形成和行为的方式，正是构成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需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的重要来源。生产队在少数地区仍然得以留存，全部废除生产队不啻中国毁灭自己宝贵的组织资本（启发：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的重要性）；
9）一个靠国家权力支持的制度能存活多久，取决于它的表现及人们对它的期望，此外还取决于国家有多大的决心去执行和捍卫它；
10）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归并不是整个农业改革的全部。去集体化将农民从生产队和公社的体制下解放了出来。因为农民失而复得的自由生活选择权，商业和私营企业也很快重返农村。从长远角度来看，对比上述制度，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重大得多；
11）与农业的边缘革命一道，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几乎同一时期在农村上演。90年到中期民营企业得到正式认可后，大多数乡镇企业目前都已完成了民营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突如其来的崛起以及悄无声息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质；
12）在学术文献里，乡镇企业几乎被一直认为是公共或者集体财产。而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私有产权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及规范市场行为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印证了国家在引导经济上要优于市场，恐怕没有什么观点比这更具误导性。乡镇企业最重要的优势，也许是它们没有受到那么多来自政府的官僚控制；
13）国营企业为它们所享受的特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企业精神在国营企业中消失殆尽（引用：1985年在日本召开的会议上，一名日本学者声称中国并不存在现代企业。这一评价引起了与会中国经济学家的强烈共鸣，并迅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关注）；
14）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国的工业不再是国营企业的专属舞台。现在企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远不止GDP的贡献。它们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强效催化剂；
15）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回归实践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中国领导层这一政治思想上的务实转变，使边缘革命成为可能（引用：这些早期事件及他在文革中所受的磨难让胡耀邦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对思想的政治控制只会损害它的长远目标）。
4、笼中之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作者在该章节论述中摘录关键点：1）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会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
2）大量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工作，这不仅大幅度提供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也将园艺、水产、商业、手工业和工业重新带回了中国农村；
3）中国政府希望以控制价格的方式来补贴国营企业，但没有正确的市场价格信号，就没有市场纪律可言。产品受消费者喜欢的国营企业不能靠扩大盈利来发展；而产品不受欢迎，应该破产的国营企业却能继续生产。国营企业因此被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有力的反馈机制；
4）邓小平和陈云的分歧并非主要来自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两人的意见不合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但并不了解这种分歧反而有助于维持当时宽松稳定的政治气氛，这和毛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两人的思想有差异，观察家们往往忽视了邓和陈都推崇实用主义，经过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他们不再盲目接受任何教义；
5）直到1992年，邓小平找到了堵住这些攻击的方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6）任何经济改革都会牵扯到游戏规则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定有赢家和输家；
7）制度变迁受思想和利益的双重影响。逐利当然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但制度如何变迁却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左右。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利益冲突和思想冲撞，改革往往会因此受阻；
8）因为制度深深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创立与运作，以及社会中界限的划分与强化，制度逐渐有了额外的功能。在这第二种功能中，制度更多的是我们向他人传递的一种信号，告诉他人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观如何，而不再主要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
9）中国领导人对于法律和秩序的理解与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法律民主在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在文革之后政府依靠法制（rule by law）来保护政治体制免受两大威胁的侵扰，这两大威胁曾经一度将中国政治体制推向崩溃的边缘。这两大威胁一个来自政治权利结构的最上层，另一个来自最底层（上鲁莽决策，下急功近利，由于没有有效的、常规化的制度来疏通大众的情绪，让大家表达意见，大众直接参与政治都是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结果往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实际上，民主和秩序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都无法实现；
10）如何将共产党整合到法律体系之中依旧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共产党的权力在法律之上，法律就无法规范那些以共产党之名行使权力的人。这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党的领导地位；
11）尽管中国人民受益于开放的心态和实用主义的思潮，陈旧的思维方式依旧难以去除，实践有时过于模糊以至于无法产生正确的决定。中国必须承担改革的风险，尽管错误无法避免。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伟大试验依旧在继续。
5、走出传统社会注意：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作者在该章节论述中摘录关键点：1）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
2）社会主义不能无条件地拥护任何主义和教条。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应当要懂得利用一切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身上学习。社会主义不再仅仅只是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代名词。相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可得知，市场价格由供给曲线及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实际上，供给和需求的形成是供需双方不断招投标竞争的结果，他们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保持着高度敏感；
4）整个80年代，中央政府都是利用承包制从各省级政府中收取税款。对于一个税收负担较轻的省份来说，当地政府对其辖区企业征税的压力自然小得多，这样的税收制度导致中国80年代价格机制混乱的重要成因；
5）1994年实行的全面税改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次改革措施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简化税制、税收分成及税收管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废弃了原来复杂多层级营业税收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所有制造业统一征收固定的增值税，服务业征收营业额固定百分比的营业税。新的税法对原来极为复杂的税收结构做了简化；
6）税改的第二个内容是成立国家税务总局，大大提供了国家征税的能力。税改的第三个内容是结束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分别协商的税收分成制度，转而采用一种新的统一分税制（部分划归中央政府征收，其他划分至地方政府，有些税则由两者共享[增值税]）；
7）尽管任何形式的税制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价格扭曲，但新的分税制政策对消除之前存在的市场扭曲仍然起到了关键作用。新税制带来的最根本变化是让中国的企业摆脱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其直接而快速的影响，同时将微观经济环境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分离了出来；
8）税改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由原本地方各自为营的混乱局面转化成为一个高效而可持续的竞争环境，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动力。如今，各地方政府都将着力点放在了改进基础设施及商业环境上，以期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9）在产权经济学中，权利界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这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而言，意义尤为重大。中国要想向市场经济继续迈进，就必须明确所有产权的归属问题。产权经济学这一基本思路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公有制结构业因此得以保全；
10）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永远面对市场选择，经不起市场考验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其劳动力和资本将会释放到市场中进行重新整合。没有什么秘诀能让企业屹立不倒，物竞天择是市场的唯一法则，无法在竞争中生存的企业将破产，经济资源只在更懂得利用它的企业中流动。国家所能做的便是促进新企业诞生，不断加入竞争的行列，迫使所有企业优胜劣汰。同时，国家还能促进破产企业的清算，让它们原来控制的资源更容易地找到新雇主；
11）股份制和股份化能带来的好处远不只是激励机制的改善。首先，股份制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提高生产力。权利的界定让经济资源的转移变得容易，企业通过竞争获取这些资源，力求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利用这些获得的资源。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对资源进行分配实际上是个哈耶克式的探索过程。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能让资源从一开始就被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任何经济里都不是给定的前提。资源分配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对资源利用的探索是必然相关的；
12）在劳动分工及贸易的基本经济逻辑下，人们只专注于生产一种或极有限的几种产品，而自身所需的大多数消费品则从别处获得，亚当斯密对此进行过非常深入的描述。大卫李嘉图在此逻辑的基础上添加了地域因素，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比较优势法则，即各个地区根据自身优势发展与之对应的产业，而自己不生产或无法生产的产品则通过进口获取；
13）邓小平南方讲话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对中国第二轮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轮改革主要由三方面力量主导：全国公共市场的发展、国企的股份制改造以及区域竞争的崛起。1和2使民营企业间的竞争公开化。当3席卷全国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变得更为激烈和有效。三者的结合，造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6、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作者在该章节论述中摘录关键点：1）中国的故事恰恰体现了亚当弗格森指出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的精髓（最初的表述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人类设计的精确执行。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为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一个中国谚语将这个故事描述得更加诗意“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2）社会主义成为“致命的自负”源于科学社会主义者们一方面希望彻底根除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要求彻底重新设计社会体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头开始理性地重建人类社会（哈耶克：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3）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体现出共产党在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
4）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持续性隐藏了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稳步下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要讨论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大转型中的作用，那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逐步从经济活动中撤离，而不是它无处不在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其次中国共产党如今不再将自己定位成革命先锋。人心已经取代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依靠治国的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维持执政的合法性；
5）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现在众多的农村人依旧渴望着进入城市，追求更好的工作与生活，这给中国继续城市化与工业化创造了空间，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6）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速度令人忧心忡忡。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中国政府应该为大部分中国人对大家庭的渴望而感到幸运；
7）如果劳动者不能自由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商机、自行创业、参与自由竞争，即使他们受到了高等教育，也不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从改革的开始阶段，中国已经为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和鼓励创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8）《道德情操论》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启示：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面向个人的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这是赋予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联网平权]，那么它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必定造福于全人类，否则就是反互联网）；
9）由于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正义法则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中之重。亚当斯密非常明白，只要有大量的人挨饿受冻，那这个社会注定不会繁荣昌盛；
10）弗兰克奈特提出一个洞见，他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一个社会产生的需求，其塑造的国民性格，而不是满足当时人们需求的效率来评价一个社会的好坏。现代经济学假设人的需求是给定的，而资源分配的选择即是满足这些给定的需求，但是忽视了选择对于需求的长期累积性影响。这种思路只是关注长期历史过程的一个截图或快照，但经济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又撒下新需求的种子，从而驱动着下一轮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任何行为如果只是赢得短期利益，但却败坏人们的道德，都会损害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
11）即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像众人所预测的一样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她无法显著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话。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12）中国经济以另一种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相同的结构性缺陷，旁观者看得更清楚。大部分美国消费者记不起任何中国品牌，即使他们的家中已经遍布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有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在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这些企业依然在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企业订单生产+贴牌国外商标。对于要重返世界第一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窘况，我们姑且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实在不敢恭维。中国本土制造业能否撑得起“世界工厂”的牌子还未知可否（启示：无论英美还是日韩都有非常知名的全球品牌，我们通过品牌来提高附价值）；
13）中国大学更像一个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行政官僚机构，而不是一个学府。因此，当中国市场化转型催化了蓬勃发展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并让中国成为全球生产领域的领头羊时，却没有为思想创造一个活跃市场。从组织结构而言，中国大学的致命伤是缺乏自主性。在严格的政府控制下，中国大学越来越善于迎合教育部，而不是提供创新性的研究与教育项目，这种情况与改革前的国企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除此之外，由于财务上的困境，各大高校在入学指标和其他敛财渠道进行竞争。结果是中国高等教育可能因此进入了商业化，完成了扩张，但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就所有的科学而言，引领着学科向前发展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学术巨人。给那些爱好科学，以潜心科学为人生一大乐事的学者创造衣食无虞、精神自由的环境，人类的创造力会得到最大的发挥，科学才会有更大的机会进步。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体系可以强制学者们发表文章，但它必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扼杀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力与原创性了；
14）虽然中国只花了30多年就从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J转化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但要成为新思想的全球生产中心，中国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政府的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完成两个任务，物质上的充裕为其一，培育并维持自己的思想世界为其二。思想市场也直接地影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由于商品市场的运作基于消费者独立自主的假设，而正是思想市场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决定了经济领域中存在的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性质及其运作效率。中国日益增加的金融资产盈余正好与巨大的人才赤字相匹配。这种不平衡揭示了目前中式市场经济最严重的缺陷；
15）当张五常在80年代初推测中国会转向市场经济时，他主要依靠下面的判断：中国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后产生的巨额经济收益能够降服改革可能遇到的所有阻力。今天，基于同样的推理，中国思想市场面临的前景更加明朗，更加广阔（启示：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其包容的，这也就是三大宗教都能在中国扎根的原因；引用：钱穆，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士人政府”或者“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Balazs认同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中士的角色描述，但有着更具批判性的解释。士人执政的政府“如此强大，以至于商人阶级从未有过公开挑战政府的想法，从未想过要从政府获得他们应有的自由、法治和自主权”）；
16）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有一片商业和私营创业的沃土。孔子强调治国在于民富 ，老子也提出无事为而民富，司马迁也说过治国之道，富民为始。邓小平“致富光荣”成为贯穿80年代改革的战斗口号，这揭示了当时中国与其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之间的遥远距离。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
17）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国学大师）坚信“建设新中国”和“了解旧中国”必须齐头并进。如果没有对旧中国的优势与劣势的彻底了解，新中国将迷失方向，跛足而行。然而，在M和当时大部分中国领导人看来，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任何过去的历史都是阻止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绊脚石。而现在的中国终于可以理解梁的教诲，随着中国在21世纪持续向前发展，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劳动分工，中国也同时回归自己的传统。在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
18）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限制是缺乏高端人才。随着中国与国际人才库频繁地接触和交流，中国经济有着更大的机会攀上科技进步的阶梯，变得更为创新和高效。人才的质量和构成是经济生产率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人才市场则直接影响一个社会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效率，这两点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决定经济生产率的根本性因素；
19）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像傻瓜相机一样，也没有一种制度一成不变。制度如何运作、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的监管者和运营者的品质；
20）在以知识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经济里，没有什么比思想市场更能影响人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钱学森之问昭示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知识的基石。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会让知识与创新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使中国在同多样的现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复兴。那时，中国将不仅仅是全球的生产中心，也是创造力与创新的源泉。
后记：追求幸福
后记中作者论述了幸福生活的永恒话题，首先强调了中国“追求幸福，而非增长”。然后作者强调对幸福的追求是以人道主义为导向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可以实现的。作者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追求幸福描述为在自由法治社会中的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内容非常好故截图）：
有趣的是本书的英文名非常直白《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出版时间：2013年1月